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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竹梅与中国文化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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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忠雄来汨罗市调研指导屈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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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竹梅与中国文化风骨

由松、竹、梅这些自然事物所体现的风骨,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之所以显得如此重要,首先是出于中国人遵循天道的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也。古人主张养“浩然之气”,培植一种强旺的内在精神,以应对人生的各种艰难困苦,成就人生的各种事业,这是中国文化讲风骨的精神源头。

松、竹、梅是中国人所喜爱的自然事物,也是中国人所推崇的一种人格精神的象征。这种人格的象征物,既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体现,也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

中国自古以来便有将自然人化的传统,这个传统,既可能源于古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经验,又显然与中国古代哲学和文学的影响有关。中国古代哲学讲天人合一,物我同一,所以自然事物就容易被人格化。

中国古代文学重托物言志,以物喻人,所以用自然事物作文化和人格的象征,也就成了一种修辞手法。这种人格化的自然事物,在植物界,最著名的莫过于松、竹、梅、兰、菊这五种不同科目的植物了,松、竹、梅被称为“岁寒三友”,梅、兰、竹、菊,被称为“四君子”,已是尽人皆知的常识。

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抒情文学作品的情感诉求和思想意蕴,大多是通过这些物象或由这些物象所构造的意境完成的。这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文人陶冶性情、涵养人格、砥砺人生的重要参照物,古人因而大多喜欢与这些自然事物为邻,甚至视其为至亲家人。

传说苏轼被贬到黄州,有个地方官去拜访他,问他一个人在这儿是否感到寂寞,苏轼指指门外说,我这儿有“风泉两部乐,松竹三益友”,何寂寞之有。他另一句话“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也很有名。又传说爱梅成痴的林逋终生不娶,以梅为妻,以鹤为子,所谓“梅妻鹤子”,都是典型的例证。

在这些自然事物中,松、竹、梅之所以受到人们的特别喜爱,被人们赋予了更多的美好品质和德行,并不完全是因为它们自身所具有的某种自然属性,而是同时也因为赋予其意义的古人自身,也存在与之对应的文化和人格诉求。中国古人立身处世的观念,就人格构成而言,既强调“入世”所需要的积极进取、正直忠勇、刚毅坚韧的品德和意志,也重视“出世”所保有的清高孤傲、淡泊宁静、飘逸萧散的情怀和意趣。

这样的文化和人格诉求,正好与松、竹、梅的某些特性相对应,松、竹、梅自然就成了古人这种人格力量的化身。马克思说,“对象如何对他说来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每一种本质力量的独特性,恰好就是这种本质力量的独特本质,因而也是它的对象化的独特方式。”

松、竹、梅这样的自然事物,因此也就以它们与中国文化独特的本质力量相适应的性质,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和人格精神的对象物。经过了这样的一个对象化的过程,这些自然事物就进入了精神文化系统,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些重要表达意象和组成部分。这种对象化了的自然事物,又因其对象化的独特方式,往往是通过审美的艺术创造完成的,因而又与中国人的审美旨趣有关。

中国人喜爱松、竹、梅,固然离不开观赏其外在形象,但更多地却是欣赏其内在品格。这种品格虽然古人对之有不同的提炼和概括,但如松的枝干如铁、岁寒后凋,竹的中空外直、宁折不弯,梅的凌霜傲雪、玉洁冰清等等,却是自魏晋以降中国人所推崇、所提倡的一种风骨。

这种源于先秦儒者“浩然之气”的风骨,在中国古代曾用来评品人物、鉴赏书画,后来又用于论文,成了一个重要的文学理论范畴,对推动历代诗文革新,起了重要的作用。古人论人讲“风骨奇伟”“风骨清举”,论画讲“气韵生动”“骨梗有力”,论书“以风神骨气者居上”。

刘勰论文,则在各体文章风格中,独标风骨,提倡一种“风清骨峻”的文章风格。凡此种种,由评品人物到鉴赏书画、谈文论艺,风骨都是一个普遍运用的标准。

可见,风骨不是某个艺术门类的概念,也不是某些个人的偏好,而是一个普遍适用的范畴。

宗白华说:“中国美学竟是出发于‘人物品藻’之美学, 美的概念、范畴、形容词, 发源于人格美的评赏。”这种从“人物品藻”出发,“发源于人格美的评赏”,而后遍及整个艺文领域的美学,不啻就是中国文化的代名词,因而风骨既是一个美学范畴,同时又是一个文化学范畴。

在审美领域,它是一个极高的标准,在文化领域,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体现。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对松、竹、梅的喜爱,既是一种审美鉴赏,同时也表现了一种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

由松、竹、梅这些自然事物所体现的风骨,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之所以显得如此重要,首先是出于中国人遵循天道的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也。故古人主张养“浩然之气”,培植一种强旺的内在精神,以应对人生的各种艰难困苦,成就人生的各种事业,这是中国文化讲风骨的精神源头。

但是,当这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在现实中遭受挫折、与现实发生冲突而又无力抗争、不愿屈服时,也有转而以一种遗世独立、超然物外或纵情山水、放浪形骸的态度对待现实者。这固然也被古人视为一种骨气或风骨,但在现代人看来,却是一种比较消极的人生态度。虽然历代都有这样的隐士或逸人,但魏晋时代的士人似乎于斯为甚。从这个意义上说,风骨又有性质上的区分。

与古代不同,现代中国人所讲的风骨,一方面固然有古代文化的精神传承,另一方面,也有现代文明的影响和现代精神的浸润。这种现代意义上的风骨,往往与人的主体性有关,就个体而言,多表现为个体的人格或个性,就群体而言,则多为一个民族的主体性,即通常所说的民族性格或民族精神。

在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也指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和革命精神。具体到一个革命者和共产党员来说,风骨是对理想信念的坚守,是百折不挠的意志,是一心为公的品格,是光明磊落的胸襟,是清正廉洁的作风。

在传统文化的历史长河中,松、竹、梅作为一种自然事物,其形态和习性虽然没有多少改变,但人们赋予它们的涵义,却在不断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最明显的是古今的差异。今人欣赏、赞颂松、竹、梅,固然也重风骨,但却赋予了新的理解和阐释,且大多与革命者和革命精神有关,如陈毅的诗“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

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陶铸的散文《松树的风格》,再如歌曲《红梅赞》,现代京剧唱段《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等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名篇名曲。传统文化的表达意象,需要给予新的阐释,才能对今天的社会人群发挥更大的现实作用。也才能使这种意象所表达的文化精神,得到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座巨大的历史宝库,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象系统,也是一片茂密无边的“象征的森林”,当我们打开这座巨大的宝库,向这座茂密无边的“象征的森林”输入更多新的精神营养,相信在我们面前,将会展开一片更为壮观的莽莽苍苍的文化绿原景象。

作者介绍

於可训:男,1947年3月生,湖北黄梅人。1977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1982年春毕业留校任教至今。曾任校教务处副处长、中文系总支副书记、副主任、文学院副院长。现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主席,中国写作学会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文艺新观察》丛刊主编,《长江学术》丛刊执行主编,《写作》杂志主编。

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研究与评论,文学活动和学术研究先后涉及文学评论、中国新诗、中国现当代小说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等多个领域。

出版学术专著(含主编)十余部,在《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文艺争鸣》、《江汉论坛》、《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等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和文学评论百余篇,完成省部级以上科研课题10项,在研科研项目“新世纪文学的现状与创新研究”等2项。其中,主编《中国文学编年史》“现代卷”、“当代卷”与整套《中国文学编年史》丛书一起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提名奖。另获各种奖项10余项。

曾荣获“武汉大学优秀博士后合作导师”、“武汉大学优秀共产党员”、“武汉大学教学名师”、“武汉大学学生最喜爱的十佳优秀教师”等奖励和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