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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封锁无益于人类共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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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全新Macbook产品27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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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封锁无益于人类共同利益

  1月8号,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召开,英国科学家弗雷泽.斯托达特爵士(Sir Fraser Stoddart)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技合作奖,本年度共5名外籍科学家获得这一奖项。斯托达特还是2016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他在接受《财经》杂志采访时表示,科技无国界,任何对科技的封锁阻截都无益于人类在21世纪的共同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设立于1994年,是国务院设立的国家级科技奖励,1995年正式授奖。奖励在双边或者多边科技合作中对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外国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科技管理专家或组织。在过去20多年间,有多位知名外籍专家获此殊荣,例如,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和丁肇中,建筑大师贝聿铭、已故华裔科学家张首晟等。
 
  斯托达特目前任教于美国西北大学,他在有机超分子化学和纳米科学领域建树卓越。他长期致力于推动与中国的科技交流,不仅培养中国博士生并接纳大量中国博士后及访问学者,为培养中国科技后备人才作出重要贡献。2013年,斯托达特入选中国第九批短期外专千人计划,2014年7月正式受聘成为天津大学药学院教授,加入“973国家重大科研团队”,推动中国超分子化学与分子科学发展。2017年,斯托达特教授荣获中国政府“友谊奖”,并当选中科院外籍院士。
 
  不仅在中国从事科学研究,拥有英美两国国籍的斯托达特还在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开展研究,因此他将自己看作是世界公民,这个身份认同深刻影响其对科技合作的价值观。“在过去几十年间,我与超过50个国家的人工作,我的感触可以用一个苏格兰习语来概括,那就是‘We’re a’Jock Tamson’s bairns!’,即我们其实很相似,无论来自哪里。”斯托达特说。
 
  与斯托达特的世界主义不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以国家安全名义对中美科研交流设置很多政策障碍,例如,限制科研人员签证、限制中国资本投资美国科技企业以及加强技术出口管制等等。对此,斯托达特认为,一些人从国家竞争力或所谓的“风险”角度看问题,认为如果不设置障碍,那么就会被窃取技术。但任何形式对科学技术的封锁阻截都无益于人类在21世纪的共同利益。他坚信科技无国界,科研合作是为了服务全人类利益,例如,应对气候变化等挑战。
 
  在斯托达特看来,这种‘交流致泄密论’长期存在,但却站不住脚,因为交流是双向的。如果一方感觉不公,可以解决存在的问题而不是切断交流。我们需要寻找途径进行合作交流,人类的成就会通过不同国家的人合作表现出来,因为各国都有独特之处可以贡献。
 
  斯托达特并没有受到特朗普政府政策影响,他仍然在招收很多中国学生。对于有人可能会说他是“叛国者”,他认为这种担忧完全没必要,“我坚信科技无国界,我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工作,而这些人也同样愿意与我合作,这就是我所说的世界公民。即便我不是科学家,我也不会有改变。”
 
  不仅反对以国家安全的名义阻挠科技合作,斯托达特也不赞同以避免竞争名义阻碍科技交流,因为竞争不可避免。“当他人与我们竞争时意味着我们所做的是有价值的,那就要不断促使自己更上一层楼,让竞争者无法企及我们所做的研究。”
 
  除了促进合作,斯托达特还曾与中国国家领导人就促进科技发展交流意见。对于如何促进科研领域的创新,他建议说,中国有很多非常有天赋的年轻人,在科研领域要取得突破就要实现变革而不是增量,要
 
  找到一种方式使中国政府能够直接资助有潜力的个人而不是建设大型研究中心。以化学为例,这是一门有些个人色彩的科学,一些人在从事变革性实验中想出的点子改变了世界,例如,设计并生产出金属有机构造体(MOFs)的约旦裔美国化学家奥马尔.亚基(Omar Yaghi)。
 
  斯托达特与中国展开科研合作的原因之一就是希望能为年轻学者在中国创造研究环境。有了资源,他们就能建立自己的研究团队,发表自己的研究文章。“如果我的中国学生能够获得诺贝尔奖,我会很高兴,用英语说就是‘tickled pink’——超级高兴。”斯托达特兴奋地说。他还希望通过自己的公司建立斯托达特基金,资助学者去做基础研究。他特别强调,要资助某个人,而不是一个项目,而且需要为blue-sky research(看起来天马行空的研究)创造更多空间。
 
  “就像我对中国学生所说,你们别做我的研究,不要重复我做的,做自己的研究,找到自己的领域,即那些还没取得成功的领域,冒风险去做没人做的研究。从来没有非黑即白,有的是人们不断尝试和失败的遗产。就像我的研究领域也曾长期没进展,但我和研究伙伴觉得可以在此取得突破。作为一个有创造力的人,需要有勇气去不重复他人的研究,要不走寻常路,看自己能实现什么。”斯托达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