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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滴出行不值得同情,我们的愤怒价值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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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滴出行不值得同情,我们的愤怒价值何在?

  我们享受新产品和服务的便利,但也并不意味着,就需要以包容或同情的态度,让城市与社会为公司容错。
 
  空姐搭乘滴滴顺风车被杀害一事,于5月10日开始全面引发舆论讨论。这件事的矛盾之处在于,从法律角度去厘清事实之后,人们突然不知道该去怪谁。
 
  一开始,很多人混淆了“网约车”与“顺风车”的概念。滴滴出行的前身“嘀嘀打车”服务始于2012年6月,但直到2016年11月,交通运输部等7部委颁发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才正式施行。此后,各地陆续通过《网络预约出租车经营服务管理细则》,滴滴出行也需要一一通过各个城市的认定,获取市场准入资格。在这些规定中,对网络预约出租车(网约车)的平台、出租车、驾驶员都提出了资质要求,并且对安全与隐私管理有细则约束。
 
  一旦涉及“顺风车”,事情就变得复杂起来。不仅是中国,很多国家对“顺风车”的底线及规定只是划在“是否盈利”上。因为不涉及盈利问题,国务院办公厅在2016年7月发布的“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给出了一个相对宽泛的建议:私人小客车合乘(顺风车)有利于缓解交通拥堵和减少空气污染,城市人民政府应鼓励并规范其发展,制定相应规定,明确合乘服务提供者、合乘者及合乘信息服务平台等三方的权利和义务。
 
  而此次事件的发生地,郑州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在2016年11月出台了《郑州市规范私人小客车合乘出行的意见(征求意见稿)》,里面涉及的规定也仅限于此点:顺风车禁止以营利为目的,顺风车提供者每日提供合乘不得超过4次,相关安全责任事故由合乘各方依法、依约各自承担。
 
  这就产生了几个问题:如何判断滴滴顺风车提供的价格是否仅覆盖成本?顺风车司机每日提供顺风车服务次数是否有提示?针对应承担的安全责任事故责任,是否明确并突出告知并提示了司机与乘客?相关责任归属与赔偿制度,是否有以及如何明确规定?经此事件,司机资质是自证还是有明确第三方标准?司机资质如何突出明示、而非混在几乎没有人阅读的用户协议里?
 
  滴滴出行应该正面回答以上问题,而非让网友们截屏自主求证,或者悬赏凶犯——那是警察的工作,不是滴滴出行的公司职责。如果滴滴没有做到自身的公司职责,这波舆论的最大作用,也应该是让滴滴之后能够在各地法律框架下明确合约并履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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