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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方正:钱穆离开新亚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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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方正:钱穆离开新亚之谜


1966年返港到中文大学教书的时候,我渴望能够见到钱宾四先生,却很失望,只风闻他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已经离开中大多时,在沙田隐居,其后不久,更听到他飘然赴台定居的消息。到底为何如此决绝,不但退出一手创办的新亚书院,更离开艰苦奋斗十数载于斯的香港,不顾而去呢?这谜团时时在心底翻搅,但始终不得其解,直到三十多年之后方才得知一点头绪,那时宾四先生已归道山了。

初次瞻仰先生风采,是在此前十几年,我还在念高中二年级的时候。那时父亲是我们的国文老师,有一天他告诉我,钱穆先生要到学校来演讲,着我坐到大礼堂前排正中做记录。这是很荣耀也很令人兴奋的事情,父亲之所以把它指派给我,大概是因为我自小在国内长大,听惯南腔北调,可能适应钱先生的无锡口音吧。但他还是高估了我的能力,那篇记录支离破碎,最多只抓住了两三分大意,它对父亲主编的《自由人》半周刊,恐怕是毫无用处的,至于只懂粤语的满堂同学,更不免如堕五里雾中了。但这场演讲没有白费,因为钱先生的热诚、精神、风度感染全场,此后他的观念不时被谈论,他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和《国史大纲》也成为大家经常钻研的读物。高中毕业之后,班上就有两位很有抱负的同学到新亚升学去。

七十年代钱先生的大弟子余英时回新亚书院出任院长。我们本来认识,随后又一同参加大学为改制而设立的“工作小组”,所以变得稔熟。那时徐复观先生在中大当研究员,他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以1958年与唐君毅、牟宗三、张君劢等共同发表“中国文化宣言”知名。有一趟英时兄请徐先生吃晚饭,我敬陪末座。席间谈笑欢畅,但不知怎的,徐先生话头一转,竟然讲起钱夫子和胡美琦女士当年谈恋爱的往事来,而且绘影绘声,有些话很不好听。英时兄措手不及,期期艾艾为老师辩解,场面顿然变得很尴尬。我试图打岔,也不得要领。那天晚上如何收场,已经无法记忆了。自此我才意识到,大家表面上对钱先生非常敬佩,尊重,却也有学者对他不满意的。九十年代英时兄发表《钱穆与新儒家》,初次谈论钱先生与当代新儒家之间的思想分歧,也隐隐反映了他们个人之间关系的距离。前几年劳思光教授到新亚书院来主持“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议论钱穆与新史学、现代性、儒学等的关系,那就更不啻是一场批判,颇有操戈入室味道,令人目瞪口呆。当然,此是后话。

在1998年9月间,台大中文系的何佑森教授忽然来电话,说要到香港看我,使我非常惊讶,因为我们当年在剑桥虽然认识,但此后绝少往来,也无缘碰头,此番何公不远千里而来,实不知有何见教。28日(星期一)晚上我们在中环康乐大厦的锦江春饭店相聚,话匣子打开之后,他道明来意,说自己担任“国际儒学联合会”的理事已经好几年,打算退下来了,希望我能够接替。我大吃一惊,因为自己对儒学素无研究,连入门都谈不上,如何敢当这样位置,所以只能婉拒,辜负他的好意。他似乎也不感到意外或者失望,稍为劝说之后就不再坚持,转而谈新亚往事,讲出一个令我不敢置信的故事来。

他说,钱夫子其实是被迫离开新亚的。钱先生在1983年出版的《师友杂忆》中有这么一段话,“新校长既来,召三院院长每周开一联席会议,遇有异见,举手多数即通过。余与富尔顿、毛勤以前彼此讨论商榷之情形,今则渺不可得矣。余自新亚决定参加大学,去意亦早定”,言下之意,好像他离开新亚,全是因为不满最高校务会议的决策方式。但佑森兄说,此中别有隐情:某次会议上钱先生与大学发生了激烈争执,事后有同事怂恿他,必须以去就力争,不可妥协,因此,气愤之余,他未经详细考虑,就遽然呈递了辞函——但他本由新亚董事会聘任,故此辞函也只能上呈同一董事会。孰料董事会竟然不加慰留,随即照准,并且委派会中的雅礼协会代表萧约(Preston Schoyer)面告钱先生说,以后新亚研究所的事情也不需要再劳烦他了!如此一来,通过近乎政变的手段,他被剥夺了在新亚的所有位置,实际上在这所自己一手创办,又苦心经营十几年的学校,被扫地出门了!而且,吃了这么一大个哑巴亏,他除了飘然远扬之外,还能够说什么,做什么呢?据闻他曾经誓言,从此不再和新亚有任何瓜葛,那正是由此深创剧痛而来。当然,十几年后形势大变,金耀基兄出掌改制之后的新亚,开宗明义第一大事便是设立以钱先生命名的学术文化讲座,并礼聘他回港主持第一讲,由是重新肯定他作为新亚创办人的地位。这样,当年的誓言自然也就再没有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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