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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古城的“拾荒者”——邓云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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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古城的“拾荒者”——邓云乡


用拾荒者来形容邓云乡先生似乎有些不敬,其实,是我们今天将“拾荒”一词理解得过于狭窄了。捡拾历史的遗迹,搜寻消逝的旧痕,又何尝不是拾荒?何况,邓云乡先生捡拾的哪里是文化古城的破砖烂瓦,他所发掘的正是那些被遗忘了的零金碎玉。

注重近人的社会生活笔记,从中汲取了很多宝贵的材料

邓云乡先生的成名之作是他的《鲁迅与北京风土》,这本书于1982年由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其实,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就由谢刚主(国桢)先生介绍给《人民日报》“大地”副刊的主编姜德明先生。姜先生那时正负责“大地”副刊,也是一位学养深厚的现代文学史料收藏家,我曾在八十年代多次去拜访他,直到他搬到针织路《人民日报》的宿舍。那时,姜德明先生也曾多次和我提到“上海有个邓云乡”。正是由于姜德明先生慧眼识珠,邓先生的文字才能够陆续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这也是后来《鲁迅与北京风土》得以出版的原因。

谢刚主先生不但为《鲁迅与北京风土》题写了书名,还为之作序,对邓云乡这本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当时的邓云乡先生并不知名,但是这本书首印17000册后即销售一空,原因就在于这种体裁、风格和内容的著作在八十年代初可谓生面别开,虽是旧京遗事,却令人耳目一新。

邓先生的经历比较坎坷,直到五十岁时才真正著书立说,此前,邓云乡的名字是不见经传的。他很长时间是在上海的电力学院教书,所以一直没能发挥他的特长。邓先生一直从事《红楼梦》的研究,且更着重于红学中生活风物、服饰、饮食等方面的考证,多年以来积累了大量的材料。他是山西人,但是求学在北京,后来虽然生活在上海,对于北京却最有感情。他十分注重近人的社会生活笔记,从中汲取了很多宝贵的材料,成为他后来著述的依据。

邓先生有较好的文史功底,且博闻强记,更以他谦恭好学的态度,游走于前辈学者之间,例如北京的俞平伯先生、谢国桢先生,上海的顾廷龙先生、谭其骧先生等;对于春明、海上的老一辈文化人更是趋门求教,执弟子礼甚恭。邓云乡初次来我家则是由许宝骙先生带来,那时邓来北京,经常去拜访俞平伯、许宝骙郎舅,而许宝骙先生又经常来我家,他知道当时先君任中华书局的副总编辑,就特地请许宝骙为之介绍。那时我和父亲并不住在一起,因此邓先生来我家时,并未见到过。后来他听说我是《燕都》杂志的编辑部主任,也希望和我聊聊。

被《红楼梦》剧组看中,获得唯一的“民俗指导”名义

王扶林导演的电视剧《红楼梦》虽是在1987年上演的,但是筹划工作早在1985年就已经开始,1986年开始投拍,同时在北京的南城东南角搭建了既是演出场景,又可永久保存成为游览地的大观园实景。这样的大制作在当时可谓是盛举。

《红楼梦》电视剧有个庞大的顾问团,除了影视文学界的名家,像沈从文、吴世昌、启功、周汝昌、杨宪益、朱家溍、曹禺、吴祖光等这些文化界的人士也都在其中。彼时邓云乡先生虽尚没有资格列于其间,却因为他写的一本《红楼风俗谭》被《红楼梦》剧组看中,获得唯一的“民俗指导”名义。

顾问者,可以顾而不问,但是这个“指导”却要事必躬亲。从那时起,邓先生就往来于京沪之间,亲临现场。他住在剧组安排的、离现场不远的白纸坊附近一家宾馆。那时的影视明星哪里有今天这样的排场?像陈晓旭、张莉、邓婕、欧阳奋强等一干初出茅庐的青年演员也都住在那家宾馆中。

1986年的夏天,因为邓先生说想和我聊聊,而邓先生毕竟是长辈,当然是我去拜访他,于是我就和他事先约好,某日上午去那家宾馆看望他。说实话,那家宾馆也就是个招待所的性质,房间里连个卫生间都没有,我去拜访邓先生的时候他正盘腿坐在硬板床上看书。

邓云乡先生给人的印象是和蔼可亲,非常真诚随意,只聊了一会儿,他就说要带我去大观园里走走,边走边聊。那时大观园的一期工程尚未结束,好像只有“怡红院”、“潇湘馆”、“蘅蕪院”刚刚修建完毕,到处还是一股子油漆味道,而“稻香村”、“栊翠庵”等还没有建完,园中到处是砖瓦和水泥等建筑材料,邓先生领着我到处参观。

可能那日还没有正式拍戏,不过那些青年演员出出入入,可谓是美女如云,都与邓先生混得厮熟。恰巧遇到陈晓旭和扮演迎春的东方闻樱、扮演妙玉的姬培杰(姬玉)等几个结伴而来,邓先生就招呼她们过来,向我一一介绍说“这个是演黛玉的”、“那个是演妙玉的”云云,这些女孩子都很活泼,对着邓先生嫣然一笑,然后就牵着手跑了。

我们坐在“潇湘馆”的廊子上聊天,倒是和邓先生无拘无束。他说和先君很熟悉,就是没有见过我。我也希望他为《燕都》写一些稿子,邓先生说一旦回到上海就整理出些以前的稿子寄来。从此,我和邓先生就十分熟识了,书信往来频繁。前时整理旧筪,发现留下的书札中就是以邓云乡先生寄给我的最多,竟有二三十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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